文雅而质韧，色温而彩华。其花梨兮？其君子兮！ ———题记

　　一

　　我再次看到这张明式黄花梨书案已是父亲去世后，在父亲的遗像前。书案正中摆着香炉，袅绕的青烟把父亲的遗像氤氲得似幻似真，三炷香上长长的香灰卷曲着，犹如花梨上的文采，似断非断，勾连而缠绵。书案两边供着榴莲、薏粿等海南的特产水果和甜点，这是梅姨连同书案一起特意从海南带来的。而梅姨与母亲就并排静静地站在书案前，相互挽着，一般纤瘦，一般的长发披肩，宛如一对亲姐妹。没有哭泣的声音，但我分明看到一滴又一滴泪，滴落在黄花梨书案上，在花梨的鬼脸儿上漫开，那鬼脸儿在泪光中变幻着，如诉如怨，似辛酸又似洒脱中淡然的微笑……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梅姨，但梅姨这个名字以及梅姨的父亲黄老先生的名字我不止一次听过，这张明式黄花梨书案的故事已深深刻在我脑海里。

　　二

　　那还是 1958 年“阳谋”之后，闽北深山的小山村来了一个 40多岁戴着深度眼镜的“文化人”，一个6到7岁的小姑娘瑟缩地跟在他身后，简单的行李中一张一米多长黄褐色的“供桌”尤为扎眼。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哪来，时任生产队队长的外公淡淡地说了一句“下放改造的学问人，作孽。把书院打扫一下，教孩子们识几个字吧。”开学的那天，曾经在这书院里读过“私塾”的外公带着全村的男女老少在这张黄花梨书案上也点了三炷香，亲手将“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供奉在书院的神龛上，然后率着十几个孩子恭恭敬敬地给黄先生鞠了三个躬，慌得黄先生连回了三个躬，嘴里反复说着“民风淳朴，孺子可教。”于是关闭了十几年的“书院”又有了朗朗的读书声，村里从此多了一个“黄先生”，孩提时的父亲与村里几个小伙伴从牛背上下来，与那个叫小梅的小女孩一起成了“书院”的学生。那张黄花梨书案成了黄老先生的备课桌，也是父亲与小梅的课桌。

　　老家的小山村地处闽赣边界，铁路通车前是出闽的主要隘道，据说历史上一直很是繁华，历朝历代村里出过好多读书人和高官，现今遗存的几十栋“大夫第”“翰林府”见证着历史的辉煌。书院始建于宋朝，代代传承，一直是学子的圣地，一代大儒朱熹就曾在这讲学，书院门楣上的题字“天开文运”四字依稀可见落款“晦翁”。遗憾，“天”字和“文”字在文革时已惨遭铲刮，“晦翁”两字也被石灰涂抹，湮灭不清。我不知道当时下放而来的黄先生面对“晦翁”的题词和淳朴的乡亲，心中有怎样的万千感慨。据老一辈回忆：从此后黄老先生再也没有离开书院，既教语文又教数学，村里孩子一批又一批在他教育下进入了县城中学。课闲，黄老先生就在书院里或吟哦诗词或伏在那张黄花梨书案上挥毫泼墨，即使文革开始后，城里的红卫兵下乡“闹革命”，黄老先生在一次又一次的被批斗间隙中也依然高傲地昂着头，艰难地维持着教学，直到1968年，第一批省城来的“知青”冲进书院破“四旧”，无力保护晦翁题字门楣的黄老先生，用他孱弱的身体护在这张明式黄花梨书案上，从此再也没有起来。

　　三

　　黄老先生去世那年父亲18岁，小梅16岁。弥留之际小梅的舅舅从老家赶来，村里人才知道黄老先生老家远在海南。六十年代后期在山村人眼里海南远在天边，小梅的舅舅把小梅带走了,从此父亲与小梅天各一方。我不知道离别时，特意从县城中学赶来的父亲与小梅有没有像现代电影里一样依依惜别，十里相送，但那张黄花梨书案小梅留下了，交给了父亲，同时留给父亲的还有黄老先生的教鞭和课案。18岁的父亲再也没有回城上学，留在村里成了一名民办教师，书院朗朗的读书声也一直伴着黄老先生安睡在书院后山的魂灵。父亲、母亲与梅姨之间的缘聚缘散我不甚了了，童年的记忆里家里偶尔会有海南的来信，每次海南来信父亲总是默默坐在书案前，手在书案中间的那条”三八”线上下意识地抚摸着，那是孩提时父亲与小梅同桌的印记。

　　时光荏苒，黄了树叶，早白了双鬓，日子在平淡中过去，转眼父亲在山村的书院当“民师”就过了二十多年。1992年，邓小平再次南巡，下海的狂潮席卷了全国大地，也吹拂着小山村，淘“四旧”的贩子隔三岔五地在村里游窜，父亲的学生西装革履地回家盖起了高楼，昔日高中的同学也阔了起来，父亲依然拿着每月138元的“民师”工资。那是年底寒假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一辆在阳光下闪着逼眼红色光芒的跑车刺破冬日村庄的静寂停在书院门前，从车上下来了父亲高中的同学范叔叔，范叔叔临走前抚摸着明式黄花梨书案再端详着父亲瘦削的脸，叹了一口气说“你是守着金碗饿着肚子啊。就这张明式黄花梨书案算你入股二十万吧，跟我去广东发展，你好好想想。“那一晚父亲、母亲久久地端坐在书案前，没有备课也没有说话，夜深，年近八旬的外公姗姗而来。父亲小声叹道：“孩子就该高考了，家里……”外公沉默着，眼神迷蒙似乎沉浸在回忆中，双手抚摸着那张明式黄花梨书案，良久才若有所思地说：“你看这花梨，文雅而质韧，色温而彩华，在淡泊中保持着自己的本性，谦谦若君子啊！这张黄花梨书案是你恩师黄先生带来的，也是他用生命保护下来的，二十多年了，该归还他的后人了……孩子上大学的钱我们凑凑吧，君子有所不取，不是什么钱都可以昧心啊。”这年春节刚过，父亲在黄老先生坟前虔诚地重重磕了三个头，带着明式黄花梨书案第一次去了海南，从此家里没有再看见这张明式黄花梨书案。也是在这一年，在父亲奔走下，县里拨款在书院附近建起了正式的公立小学，父亲也从“民师”转为正式的公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父亲再也没有离开学校，2010年已过退休年龄的父亲倒在他的讲台上，医生出具的死亡报告上写着“长期劳累导致心脏病突发。”灵堂就设在书院，入葬那天，全村人都聚集在书院，默默地送父亲上了后山安葬在黄老先生身旁。

　　四

　　我陪着梅姨回到小山村，在父亲与黄老先生并排的坟墓中间安放下那张黄花梨书案，坟前去年种下的树苗已经长到与坟头平齐，在微风中轻摇。梅姨在书案上摆上海南带来的榴莲、薏粿，然后点上香烛，从挎包里掏出一叠年久发黄的信封，一封一封地慢慢点燃，我看到信封上写着父亲的名字，没有收件地址也没有落款。我不敢惊动此刻的梅姨，默默地在梅姨身边将刊登着十七届六中全会公告的报纸点燃，我想这份公告或可告慰黄老先生和父亲在天之灵，毕竟我们迎来了“天开文运”、迎来了文化事业的大发展、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文化、尊重文化人人格的好时光。

　　阳光透过香雾，洒在黄褐色的书案上，书案花梨的文彩和“鬼脸儿”似笑、似愁、似辛酸、似揶揄、又似一段华彩的乐章，似历史沉淀的淡然和期望；香雾飘过山岗，久久地在山脚书院的青瓦碧苔上回旋，将这座卸下历史重担的千年书院笼罩的庄严肃穆，而书院附近的小学却是一地阳光，微风将清脆的童音朗诵课文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传向远方。(罡风/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