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的东方人似乎毫不吃力就过了一辈子，打渔，收网，读书，枕着花木听海潮，花木在鱼鳞洲、敦头港的滩前川上都有，老了的树根不知怎么就留在了滩前，渐渐地蒙上灰尘。而今子孙们在休憩时把灰尘掸了下来，在午后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有人在这回忆里闻到了花梨木的香气，淡而清雅，像记得兜兜转转的快乐，不分明，却也似茶的氤氲，缭绕着许多的意味，细细的感恩情绪卡在嘴角，隔了两千多年，到底也没能清晰地吐出来———内敛的东方人不喜好抖落自己的家底，都说日子是要踏踏实实地过。从公元前的110年开始建县制，这两千多年人走了人来了，名字却不曾变过颜色，从九龙到感恩到东方，都有奇特的中国古老哲学的韵味。“感恩”的历史分外持久，从公元607年开始，一叫就叫了1342年，如今它不再需要文字解构，东方人最初的皮肤、毛发、血、心脏和铸造骨头的钙里都植有。

　　近些年，关于“感恩”的字眼在东方的街头巷弄里渐渐地又多了起来，仿佛它在东方人的身体里孵化了几百年，终于孕育成形，可以横空出世了。而在中国人最幽微亲切的感觉里，这样广褒神奇的一片土地，总得有一种信物，能让我们把感恩寄寓其中，然后在浑浊的汽车尾气里想像过去的世界，迂缓，安静，齐整———脱略的高人嗜竹如酒，在荒野外的木屋里扪虱而谈。古时的东方人，总比别处更奢侈些，把心情收藏在黄花梨的汁液里，或者树洞中，感恩的情愫会在一日一日浅淡的光里长成枝繁叶茂。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外祖母说过很多东方人和花梨木的私密的故事，我没有写历史的意愿，但这些故事让我心酸急切，我喜欢坐在灶台前，拨弄冒着火星的木碳，小木枝一挑，火星四处飞散，看见外祖母的脸清澄喜悦，但立刻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只有我面前的炭灰半明半暗，一只脚趾探头探脑，仿佛对外祖母的讲述都有了理解。

　　外祖父在感恩县一个古老的山村里长大，他的父亲是清末的贡生，思想开明，不遵循规蹈矩的老规矩，有许多的土地，土地里的花梨木在外祖父很小的时候就成林了。外祖父生得仪表堂堂，他是这个村庄里出来的第一个中学毕业生。在他正忙于抒发理想的年月，“芦沟桥事变”爆发，没过多少日子，日军的军舰和飞机就开始了对感恩县城的炮轰，外祖父为了抗日，动员自己的贡生父亲，把成林的花梨树卖了，把堂屋里那张黄花梨打造的八仙桌也卖了，筹办夜校，他自己当教员。他的父亲一言不发，在日军的枪炮声里，人的命比这花梨强不了多少，像是寒噤的黎明，有些模糊，瑟缩，靠不住。

　　八年之后，和日军的仗终于打完，外祖父活了下来。他在感恩县里任过很高的职位，带队土改，建议分了田地的农民在田间地头种些花梨。外祖父大抵是不知这些花梨后来能如此昂贵，他不过是觉着这树好看，也能遮荫。读过不少书的外祖父究竟有一些模糊的浪漫主义者的气质，在那个渐趋极端的时代，政治与理想的矛盾突然被揭穿，刚刚“翻了身”的人们在一些声嘶力竭的口号下变得无比亢奋，他们仇视那些为他们的身份转换而出生入死的先行者，传统的知识份子，甚至于中国的一切。谨小慎微的寻常人家也因为惊恐的缘故而增强了压力。

　　一向平心静气的感恩城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在那歇斯底里的气氛里，外祖父遭受了人类最耻辱的责难，他曾经倡导种下的花梨树，几乎被砍尽拔除。

　　外祖父死的时候，在一片荒野地里。不到十岁的小姨躲在密密的丛林里，看着外祖父被子弹击中，一声不吭倒在地上，旁边有一棵高及云海的花梨树。杀手们把外祖父围了一圈，把他身上值钱的手表、钢笔都掏去，临走，有人觉得气势不足，再持刀把外祖父的腿砍成两截。

　　过了许多年，当感恩城的骚动渐渐平息下来，已长成大姑娘的小姨领着家人去为外祖父收殓。当年的那棵花梨树，枝叶几乎抵了天空，外祖父的肌肤已经全然地没入尘土，地上只有零星的几根白骨。小姨每一次说起这个场景，都泣不成声。而我总是想起，小时候读过的唐诗“舞低杨柳楼心月”，好像这诗里杨柳其实是花梨，守着外祖父的死，在暗夜里，以泼刺的姿势，把月亮都扫了下来。然而，那样高的一棵花梨树，到底还是不能荫蔽外祖父完整的躯体。

　　但历史总比戏剧还要过分。十年后，感恩城换了新的名字，人们在新的县城里给外祖父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来的人都哭得声色俱厉，诉说着对外祖父的种种感恩，仿佛真是撕心裂肺的疼，追悼会现场入口，有两棵外祖父当年种下的花梨树，它们一直沉默，躲过了这场劫难。

　　因为外祖父，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花梨木的来龙去脉感到了兴趣。在许多记载里，都说明清家具使用的是花梨木，事实上，从唐代开始，就有用海南花梨木作龙床的传说，而其中生长在东方的黄花梨最为名贵，自然就最有可能成为皇帝下榻的龙床。当时的东方黄花梨，贵同圣上。而早前东方的大户人家，借着固有的作风，家里都有几样花梨木的家具，一年一度的节庆里，论一论自家的这些宝物，也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

　　很多年前，我和朋友赶了几百里的山路，去昌化江边一个村庄的大户人家，看一张上了百年的花梨木四柱床。这张床应是明代晚期或者是清初的作品，它由床罩和床身组成，两侧面和后面挂檐及床围子都用“四簇云纹”攒接，整个床显得端庄秀丽。正面挂檐镶着两块透雕的板片，刻着传统吉祥的图案“双凤朝阳”。正面围子透雕的图案他看了半天没看出是何种动物，有一种类似少女的巧笑颦兮。厅里还有花梨木制作的四足香几和雕着图状“寿”字的扶手椅。据说这家人在解放战争时就人去房空，有一些远房的亲戚偶来打扫洗尘，但后来那张四柱床还是丢了。

　　我不大能够想像过去的世界，那张遗落了的端庄秀丽的床，上面睡着的，一定是个美丽温婉的女子，长圆的辫子，宽大的灯笼裤，紧窄妖媚的水红小袄，睡觉时也不脱下，非那么穿着不可的样子；脸上有圆润的低低的浅笑，温顺的包容，一切都能够被原谅，小心翼翼地承受着身体外热闹的一切。晕红灯照里，一部小小的苍绿的人生。

　　东方的花梨，仿佛这女子的珍贵，受着皇家宠幸，木色金黄温润，她立在那里，不张扬，纹脉有幽幽的极淡极淡的香，她知道她是被爱着的，因为心定，随遇而安。

　　但后来的很多年，这些花梨得到了过分的关注。街巷里，山野地长了几十年上百年的花梨树，一觉醒来，只剩了圆的树墩，赤裸在阳光里，维持着经年修炼的木纹，纹脉里有许多木疖，木疖都平整，没有裂缝，纹理却现了狐狸头、老人头及老人头毛发的形状，潦草地横在圆墩上，攀不住一些踏实的东西。

　　我记得有一年的除夕，我怎样在满街的鞭炮声里寻找当年为外祖父守灵的两棵花梨树。我走进每一个有大树的院子里去问，然后讪讪退出，仿佛唐诗里的“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一切对于现代文明的笼统观察都指向了虚无。文明人的驯良，到了一些中国人身上，总能有新鲜的演绎，守法之中，时而会滋生一种意想不到，过于凄厉的荒寒。

　　不过东方人的血液流有奇崛的文化。“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作为古训嵌在东方人的骨骼里，他们朴悍憨实，重情义重功名，对于曾经齿唇相依的花梨木，他们不会让赤裸的树墩成为最后的咏叹调。而今，东方人的大气还储有着先祖遗传的隐忍，并重新通过花梨木的谅解与大自然达成了谐和。

　　前些日子，我回了一趟家，在东方的街市里看到许多新长成的花梨，鲜的翠嫩的枝叶，已开始在风里微微摇摆，写着“感恩”字样的红幅系在还有些瘦弱的枝干上，无量的“苍绿”中有安详的创楚。朴实的东方人沉默着开始了对大自然的感恩回馈，东方向来少雨，但这一年里，这块土地的水分从树上拗下来，落到东方人的额头上，不是褪色的雨滴，倒是花梨树上储着的露珠儿，非常的欢喜。

　　夏天时我还去了一趟俄贤岭，这块日光最为亲近的土地近年来种上了几百万株花梨树苗，农民在地里劳作，说话时低着头，汗从衣角落到花梨树苗上，干净得像水洗过似的，农民说起花梨的将来，脸上挂了憨憨的笑，仿佛这树里棵棵都附有花园。(杨道/海南)